杭州副市长走进法庭，起因竟是这件小事 世界时快讯

5月29日，杭州开庭的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，引来众人“围观”。

杭州中院二审一起行政诉讼案。被告席上，坐着杭州市副市长宦金元。前来旁听的，有杭州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、县（区、市）分管领导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200余人。

这次，为什么有市领导出庭应诉？这类案件，为什么总是引来这么多人“围观”？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一

当天案件的争议点，原本是一件小事。

徐某某因为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，2021年6月被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，被责令改正并罚款45万元，同时向他邮寄了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但徐某某一直没有履行。直到2022年1月，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出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，徐某某向杭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表示自己没收到快递。

杭州市政府调查发现，虽快递单上签收的“徐某某”并非他本人所写，但根据送达地址确认书、快递人员投递前的电话确认等情况，根据日常经验可认定文书已送达，于是以超过复议期限为由，驳回了徐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徐某某诉至上城法院。法院一审认为，杭州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，驳回徐某某诉讼请求。徐某某不服，上诉到杭州中院。

这次开庭，徐某某表示已认识到此前环境违法行为的危害性，表达了协调意愿。杭州市政府也表示，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，愿意在法院组织下进行协调。

由于快递签收的一个小细节，相关争议却不断放大，最终酿成行政诉讼。对此，宦金元在庭审中表示，行政机关要树立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理念和“细节决定成败”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防范行政执法风险。

对市领导坐上被告席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的却是“门道”。可以说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，是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一环，既有利于更快、更好地解决矛盾纠纷，又能进一步保障公平正义。

仅2022年，浙江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就达到6769件，一审出庭应诉率为98.92%，已连续7年上升。除集中复议案件外，浙江省政府主要部门一审应当出庭案件负责人应诉率达100%。

老百姓告官能见官，是时代的进步，也是法治浙江进程的深入。如今，无论是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，还是违法集资、摊派费用，抑或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、社会保险待遇等，群众都能随时打官司。

“民告官”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的背后，是政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现。允许并积极接受普通百姓状告政府，有勇气直面老百姓的意见，政府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理解、拥护与支持。

二

全国首个“民告官”案件，就发生在浙江。

1988年，苍南县舥艚镇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，造了3间三层楼房，但县里以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，将包家已竣工的楼房炸掉了1米多。包郑照将县政府告上法庭，时任苍南县长黄德余出庭应诉。

这起案件有多轰动？法院第一次开庭时，“黄牛”将旁听证炒到了200元一张，几乎是当时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。包家将孙子取名“包诉讼”来纪念那场官司。

包郑照并不是一个人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拥有了这样的法律维权意识，国家层面也在迅速作出反应，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颁布。

可以说，“民告官”是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公正处理政府与群众关系的一种透明且令人信服的方式。

有数据显示，从1990年起，全国“民告官”案件急剧增多，2007年首次突破10万件。

在法律颁布的30多年来，随着法治观念的转变，“民告官”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着巨大变化。

首先，范围更广。地方有关部门暴力执法、不作为、胡乱作为的情况越来越少，“民告官”越来越集中到农村土地征用、城市房屋拆迁、企业重组改制破产等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领域。

其次，形式更完善。避免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，经最高法院批准，高级法院可确定若干法院跨区域管辖行政案件。写起诉书有困难的群众，还能口头起诉。

第三，效果更明显。越来越多群众敢于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更多行政机关也倒逼端正工作作风、主动发现问题、积极改进工作方式。

特别是2014年11月，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新增了一处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。

2020年6月，最高法院又发布规定，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予以细化。根据该规定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，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。

不仅如此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社会影响恶劣的，还可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。

一场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庭审，成为领导干部最生动的法治教育课。

“民告官”的变化，有着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，折射出地方政府从“官本位”向“民为先”理念转变，也反映了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过渡。

三

大禹治水，功在疏导。

行政诉讼虽已十分便捷，但并不是所有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都要靠“民告官”来解决。更本质、更高效的，是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。

有法律专家说，“民告官”案件往往胜诉率不高。但只要有胜诉，就提醒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能减弱，要深入反思、举一反三，做到不留死角。

有关部门不仅要时刻紧绷着一根弦，查找工作不仔细、不到位的地方，还要通过多种渠道，尤其是面对面的方式为群众做好沟通、解释和服务。同时，也要注意提高行政复议的有效性。

在今年4月浙江召开的“八八战略”实施20周年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上，“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”被作为平安浙江、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，向全社会发布。

其中不仅提到，浙江的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地区和示范项目数量，位居全国第一；还提到行政复议体制改革“浙江模式”，被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》采纳吸收，为全国改革探路。

长期以来，行政复议存在对外多个口子收案，百姓找不到、找不准；对内缺乏统一规范指导，案件办不好、功能没发挥等问题。

为破解难题，浙江从2017年6月起全面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，一级政府设立一个行政复议机构，集中履行本级政府及部门行政复议职责，并率先打造行政复议数字化平台，对2019年以来全省行政复议案件中的违法行政问题进行“数字绘图”，有关部门项目化推进、销号式管理，精准遏制屡纠屡犯，“治标”更“治本”。

涉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，制度很重要，是保障，而对每个个体而言，实实在在的结果更关键。数据显示，通过行政复议，浙江5万余件行政争议止步于诉前，政府自我监督、主动纠错行政行为2万余个，调解成功率、案结事了率不断提升。

将矛盾纠纷更多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初发阶段、化解在行政机关内部，这是“枫桥经验”和“浦江经验”的有机结合，也是浙江建设平安中国、法治中国“两个示范区”要努力的方向。而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意义，莫过于让“民告官”背后的无奈，少一些，再少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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